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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都知道，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军衔，第一元帅是朱德，第一大将是粟裕，第一上将是萧克，但要说第一少将是谁，可不一定知道。
说起来，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少将来头可不小，而且，还是一个“双料”少将呢——在国民党军队中被评少将，在我人民解放军中也被评为少将。
这位“双料”少将原名解如川，后来又改名为解沛然，1941年，他到了延安，毛主席高兴万分地说：“你回家了，解放了，就叫解放好了。”最后改名解方。
和很多出身贫苦家庭的开国将军不同，解方生于地主家庭，吉林省东丰县人，早年就读于奉天（今沈阳）高级中学。
解方读书很棒，是学校出了名的学霸，得到了许多学长、学弟、学姐、学妹崇拜。
众多崇拜者中，有一个很特殊的人，姓张，名学铭。
此人是奉军首领张作霖的次子、张学良的二弟。
张学铭的出现，使解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。
原本，解方的人生理想是象孙中山、鲁迅等人一样，成为一名名医国手，济世救民。
可是，1927年春，张学良想派二弟张学铭到日本学军事。张学铭认为解方品学兼优，极力想要解方随他陪读。
张作霖、张学良了解到了解方的学识，也认为这是一块奇材，答应出款资助他同去。
但解方对军事兴趣不大，婉言拒绝。
张学良知道了解方有志于医学，想了想，让二弟带了四个字的口信给解方。
张学铭于是再次找到解方，诚恳地说：“整个奉天中学，唯一让我佩服的人就是你。我们一起去，相互有个照应。学成回来，也好共同为国出力！我已把你的想法告诉了大哥，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——”
说到这里，张学铭故意卖了个关子，闭口不说。
“转告我什么话？”解方问。
张学铭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大——医——医——国。”
果然，这四个字杀伤力巨大，解方最终改变了主意。
解方感到以学医治病挽救国民于病弱是救国，而学武用兵内扫不平、外御强寇何尝也不是救国？！痛痛快快地点头允诺：“行，我去，投笔从戎，效命疆场！”
1928年春，解方怀着富国强兵的理想，东渡扶桑，与张学铭一起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。
实际上，张学铭到了日本不足一年便回国了，于1929年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、天津市市长。
解方自己留在日本，对军事越学越感兴趣，越学越觉得有很多东西学不完。
解方最初以优异的成绩，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录取为第十二期步兵科。这个学校有一个规定，即学生在正式入校前，必须先在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当兵。第3师团第6联队的联队长，就是后来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。1928年5月，日军在中国制造了“济南惨案”，第3师团第6联队联队奉命前往济南增援。
去济南增援，不就是帮日本人打自己的祖国吗？不干！绝对不干！解方愤然离队，高声抗议。
同在第3师团第6联队当兵实习的有好几个中国青年，他们看见解方公然蔑视日本军规，离队抗议，都为他捏一把汗，劝他暂且忍辱负重，先为自己的前途考虑，以后再报此仇。
解方变了脸色，怒斥道：“我自己的名可以不要，利也可以不要，但国家的脸面不可不要。我是中国人，怎么能替日本人为虎作伥呢！”
说完这些话，解方已经收拾好自己的行李，准备退学归国了。
可是，日方为了拉拢奉系势力，最终还是免予追究此事，批准解方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。
1930年，解方在陆军士官学习期满，成绩名列第一。但校方认为他有抗议增援日本侵华和反对日本侵略军事理论，降为第三名。
就是这个第三名，按照校规，仍可获裕仁天皇授予的一把日本军刀。
对于这把被许多人奉为至高荣誉的军刀，解方颇不以为然，置之高阁。
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，解方按规定以中国少尉军官身份，在日军第2师团见习半年后回国。
1932年，解方和贾陶、孙铭和、黄冠南等人一起回到天津协助张学铭工作。
同年秋，解方任天津市保安总队队长。
11月8日，日本策划了“天津事变”。
解方襄助中枢，运筹谋划，顽强作战，很快平息了事变。
这样的结果，土肥原贤二大为懊丧，他说，真没想到学生打老师打得这么狠；更没想到天津保安队能作这样的抵抗。
张学铭因此称赞解方“是一个军事、外交的全才”。
张学铭的看人眼光很准。
在后来的革命岁月里，解方就以“一个军事、外交的全才”的角色做了许多大事。
其中，举世震惊的“西安事变”就是在已经成为了共产党员的解方在背后助推，身为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”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悍然发动的。
解方还三次入桂，游说李宗仁、白崇禧联合反蒋抗日，展露舌辩之才，人称“解铁嘴”。
周恩来称他“才华出众，能文能武，军政兼通”。
抗日战争初期，解方随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、徐州会战等，因军功得授予少将军衔。
1941年6月，解方到了延安，历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室三局局长、三五八旅参谋长、吕梁军区参谋长等职，参加敌后抗日战争，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解方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、辽北军区副司令员兼西安军分区司令员等职，参与了四保临江、四战四平、围困长春、锦州攻坚战、解放长沙、解放广西、解放海南岛等一系列重大战役。
抗美援朝中，解方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，是彭德怀司令员眼中的“诸葛亮”。
彭德怀每遇到迟疑难决的军机大事，就会对通信员喊道：“叫‘诸葛亮’来谈谈情况。”而解方总能根据朝鲜地形和美军作战特点的准确判断，帮助彭总制定出了果断、正确的作战方针。
在抗美援朝停战谈判中，因解方精通多门外语，受命为中朝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。
在谈判桌上，解方反应迅速，言词犀利，语气却不卑不亢，以四两拨千斤的技艺化解掉美韩的嚣张气势，并寻隙还击，让对方陷入困境。
在确定军事分界线、建立非军事区的谈判问题上，我方代表提出以“‘三八线’为军事分界线”的方案。美方自认为，现在虽然双方相持于“三八线”，但在空中、海上他们仍有绝对的优势，“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上得到补偿”，要求我方向后退出1.2万平方公里。
解方是这样回敬他们的：“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。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，但是你们不要忘了：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‘三八线’，如果是三军对三军，早把你们赶下大海了，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！”
解方还转换角度说：“既然你方说你海空军强，我方说我陆军强，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：在停战时，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，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，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，这样好不好？”
美方瞠目结舌，无法反驳。
美方在谈判桌上谈不赢，就狂妄地叫嚷：让炸弹、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！
对于这种威胁和恫吓，解方针锋相对：你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战场上得到！
停战谈判因美方发动夏秋攻势而休会。
美军在两个多月的攻势行动中被我军歼灭15.7万余人。
军事威胁失败后，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始。美国军事史专家赫姆斯说，解方将军在谈判桌上“足智多谋”。美军谈判首席代表乔埃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朝、中方面的谈判主要对手是解方。解方将军‘思维敏捷’，‘很难对付’。”
1955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。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授衔命令中，47岁的解方位列少将中的第一名。